人，病人，精神病人

很多年以前，一位在我们医院工作的德国护士告诉我，如果你栽一盆花，每天都对着花讲几分钟话，那花就会开放得鲜艳一些。当时我想，那不过是一位不解世情的小女孩最浪漫和温情的向往的投射而已：她需要，所以她认为花也需要。

也是很多年以前，在报纸上读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农场主每天给奶牛听几个小时的轻音乐，奶就可以多产奶。读完我笑了，想那些愚蠢的资本家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学学中国成语“对牛弹琴”是什么意思。

很多年过去了，在对这个世界和人性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发现不懂的和需要学习的恰恰是我自己。人的很多需要，特别是我的病人的很多需要，总是被我忽略；我躲在精神病症状学诊断标准和精神药物背后，干着机器人和兽医能干的事情，却还自以为自己是真正的“人的医生”。

我现在认为，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而且必须用在精神科的每一个角落，针对每一种精神科疾病的每个发病阶段。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基本原则还应该用于调整和重建精神科领域内的医患关系。不辅以心理治疗的药物治疗是残缺的治疗，没有经过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绝不是一个合格的精神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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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不止一次亲眼目睹医生当着整个病房工作人员的面，问一位明显没有智利障碍的大学生病人100连续减7的问题。这里面包含的轻视是不言而喻的。但还不算太可悲，因为智力检查是例行的；更可悲的是，那些大学生还一本正经地回答，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这是一种被暗示出来的可怕“自知力”：我是不行，我需要智力测验，我只配被轻视、被侮辱。想想看，这样的感觉痕迹留下来，即使是症状消失了，对疾病的自知力恢复了，他们又有什么信心恢复自信和社会功能？精神科医生如果只致力于病人症状的改善和对疾病的自知力的恢复，而不管病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那算不得善始善终。为数众多的在药物的作用下没有了症状和“知道自己有病”的重症精神病人还待在家里，在较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工作没有做好的证据（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在共同起作用）。一个懂得心理治疗的医生，即使在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也尊重病人的人格，保护他的自尊和自信，为他最后恢复社会功能做准备。

精神病院封闭病房的铁门铁窗，与其说是在保护病人的安全和公共安全，倒不如说是在展示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虚弱、胆怯和无知。我们把病人关在屋里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失去了医者的勇气和荣耀。一些国家的精神病人可以在许多地方，如封闭式病房、开放式病房、白天医院、中途宿舍、工疗站等等；我们的病人则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封闭式病房，只有很少的时间去门诊拿一点药。拿药时的情景可以归纳三句话：围一大群人——其他病人和家属都围在医生旁边，病人完全无隐私可言；说上三句话——医生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听病人说得太多；拿一大堆药——这是医生唯一能给的，也是病人唯一能得到的。

不愿意跟精神病人建立平等的、有双向情感交流的关系，原因可能来自医生自己内在的恐惧，他们不面对精神病人的非理性的、负性的情感等；实际上是害怕自己内心的非理性和负性情感被激活。

从大的背景上看，医患关系是针对总体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在中国，亲友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温情脉脉的，这样的人际关系的距离，比西方国家的人际关系的距离要近得多。但是，非亲友关系（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却又过远，在陌生人之间，甚至明显地有一些敌意。按照赵旭东教授的说法，就是中国人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分得很清楚。这样的人际关系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医患关系。正常人算一个圈子，精神病算一个圈子，精神科医生属于正常人圈子，似乎对少数派的精神病人圈子有几乎天然的“排斥”。排斥的工具，以前是铁门铁窗，而现在则更多地是药物，名目繁多的诊断则一直都是帮凶。精神科医生经常用药物从情感上将病人拒于千里之外，而要找一个理由跟一个人保持距离，再没有比说他是疯子更好的理由了。

症状学的分类当然是必须的，加深了我们对疾病的了解，是许多杰出的精神病学家智慧的结晶。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作为屏障，隔离我们和我们的病人，使病人成为我们的异类，使我们不面对病人的正常思维、情感和行为，不能面对人类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命运。所以，一些现代心理治疗学派有“去诊断”的做法，即不对病人下诊断，这种做法至少可以不让病人背一生的思想包袱。

有一段时间，一些医生在争论精神分裂症改名的问题。提议改名的一方说，“精神分裂症”这一名称里已经包含许多的贬低、歧视、恐慌等负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会最终导致病人回归社会的困难。动此念者不仅有丰富的心理治疗知识和卓越的对世情的洞察力，还有着仁者的慈悲心肠。比较起来，那些以各种理由反对改名的人，他们的知识和用心就叫人怀疑了。

从国家的策略上来看，如果在精神病学领域一味地只重视精神科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而忽略了在心理治疗方面的投入，那就像是父母只重视孩子的冷暖，而忽略孩子的精神方面一样。

心理治疗在治疗神经症等其他非重症精神病上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遗憾的是，以诊断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神经症的治疗领域里也流毒甚深。各个精神病院和门诊就不用说了，在互联网上和心理学相关网站上，随时可见“帽子满天飞，标签处处贴”的惨境。那些“帽子”有些是所谓“专家”给的，有些是自己给自己“买”的，还有一些事相互赠送的。我见到的最荒唐的一次，是一个人照着诊断标准，给自己一口气下了7个诊断，可笑的是，仅仅只看症状，你还不能说他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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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是全人类命运的缩影。一个没有善待精神病人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宽容的、先进的社会。精神病人作为个体和群体，如果他（她、他们）的命运得不到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的。从狭义上来说，精神病人的命运，是跟精神科医生的地位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的。绝不可能出现精神病人地位低下而精神科医生被社会重视的情况。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医生，在做着既打击病人同时又打击自己的同事。

1994年，我和武汉市江岸区政府的领导在汉堡参加了德国社会精神学年会。参加该会的有数千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精神病人，在年会的开幕式上，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康复了的精神病人，然后是德国精神病学泰斗，我的老师Klaus Doener先生。对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说，最大的荣誉可能莫过于你的病人可以在数千人的会议上发言，可以对医患的合作发表自己的看法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精神病学年会如果没有我们治好了的病人参加，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也是一个很大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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