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世纪，精神分析曾用以治疗神经症。如今，精神分析再一次流行于世，作为解释各类社会问题的方法。此次不仅仅是在心理学家和各类艺术家当中很火，他们毕竟一直侧耳倾听无意识——然而最近，CEO、政客和经济学家似乎都在温习他们的弗洛伊德。

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来自维也纳的心理学先驱——弗洛伊德，其精神搅动着达沃斯的空气。与会者无论是参与一个小组会议或是开展一段交谈，都必须谈及经典精神分析论点，无一幸免。全球精英？否认。社会分化？焦虑之产物。人类行为？归根结底是非理性的。政治？身份叙事对、经济原则的胜利。这些议题都覆盖在新世界领导的影响下，这些新领导竭尽所能地去寻找佛洛依德防御性投射理论的证据，认为我们责备他人只建基于自我经验和喜好之上。

对几次会议的进行综述，更像是精神分析研讨会的记录。Anthony Scaramucci即将“接管”白宫公众参与办公室，此次顺便拜访这个阿尔卑斯山上的集会，说：“美国和欧洲人民正感受到一种共有的挣扎，但是我们达沃斯经济这些人或许都是感受不到的。”（请把“或许”当作一种矛盾心理的标志，此种矛盾心理经常伴随着顿悟产生。）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可能无意中表达一种经典的弗洛伊德派分析，此类挣扎将如何促进专门制造争端的一类领导人的崛起：“人民当中，弥漫着一种情绪，认为主流政治和商业领导已长久以来未能理解公众的正当需求；而那些接纳政治分裂和武断的，那些提供简单答案的，那些声称理解人民困难的，以及那些总是知道该责怪何事何人的政党，则接受这些情绪，并以此为生。”

哈佛哲学家Michael Sandel呼吁领导留意此事，敦促他们离开“脱离人民”的空中小楼，不要再呆在里面企图俯瞰社会之事了，应当采取富有同情心和好奇的姿态，留意社会上躁动不安的情绪；而这恰恰是精神分析长久以来呼吁的：“领导需要更好地倾听人民的愤怒、不满、失望、愤恨——即便有时它们以丑陋憎恶的形式出现——因为，从中能够学习到一些事情。蕴含于那些失望当中，是人民合理合法的愤懑和心愿，而这些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成功解决的事情。”

我的工作长久以来一直遵循这些观点，而对于我而言，我非常惊奇地目睹它们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这也使我局促不安。正如我此前于此写道，我们利用精神分析来理解这些新闻，但鲜少是因为这些新闻是好的。但这并不让人奇怪。在过去的一年，这些概念找到了门路，进入到报纸专栏、管理杂志、公司董事局会议和政客演讲中。

精神分析风行一时，因为我们借助其原则来解释他人的愤怒，以及用以表达我们的恐惧。弗洛伊德对此时刻有一个说法，即当扰人的想法和情绪不能再掩盖起来时。他把此称为“压抑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他指出，这些时刻是好坏掺半之事：它们揭示了我们最恶劣的冲动，但也能够带来我们最佳的见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综测Christine Lagarde似乎持赞同态度。她回想起数年前在达沃斯论坛中，她曾警告过社会当中的不平等，但却遭受抵制；她总结道：“如果政策制定者现在还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他们何时能够理解。”而她的许多经济学和商务领导同仁似乎终于下定决心要理解这些事了。

但是仅仅“理解”就足够了吗？顿悟是否真如吹嘘的那般至关重要？未必。

请不要误解我。我认为精神分析理论非常有用，能够弄清楚时事，和让人知道，大想法通常是伪装过后的强烈情绪。我希望这些理论能够更受欢迎，为更多人所了解。同时，从精神分析角度看事情——重视同情和解读，轻视对话和排解——让我想要为那些渴求领导的人辩护。

社会问题，如民粹主义的吸引，或由自动化引发的失业的焦虑等，并不仅仅是放大了的神经官能症。对它们进行精神分析是很有用的，但是假若对它们所做之事仅仅是解读的话，那么这就可能站不住跟脚了。那直觉驱使学者和教授于半世纪以前，创建了“系统精神力学（systems psychodynamics）。”领导者或许会发现，比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们有关无意识领导者的想法甚至更为有用和现代，假若没有更高要求的话。

20世纪初期的临床精神分析家，与个体相处共事，忧虑孩提时代照顾人对于成人内心世界的影响；现代的学者与他们不一样，这些学者主要和团队、组织和各类社会制度合作。他们遵循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训诫：真正理解社会制度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尝试改变它们。他们亲自参与到此类制度中，而非保持着学术性或临床的距离，并从中获得他们的顿悟。他们自豪地把此称为“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以此区分那种更倾向沉思的研究类型。

系统精神动力学理论较少关注早期的依赖感情如何塑造人们的经历和行为，更多关注我们工作生活的组织和环境如何影响我们。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意识到，对我们历史的感悟并不能把我们从无意识陷阱中解脱出来；而且，顿悟也不能消解愤怒、焦虑或绝望之感，而这些通常和陷阱的囚禁是如影随形的。通常只要社会和组织变革能够颠覆当前的权力结构。

系统精神动力学理论如临床精神分析一般，都有颠覆性意图。两者寻求方法，通过颠覆限制重重的现状，解放人类潜能。但它们指出，当我们之折磨来源于我们目前所处之社会制度，而非过往的那些制度时，除了富有同情心的解读，社会激进主义也是必须的。

简而言之，理解它，或甚至说出来，是不足够的，假若你不能或不愿意改变它。理解它，往好的方面说，只是让你看起来没啥用，而往坏的方面说，你看起来则是一丘之貉。

鉴于“我能理解，但我的反对者不能够啊”这样的话充斥于世界范围内有抱负的领导者的花言巧语之中，此类现代精神分析顿悟恰恰是他们最不该抑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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